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，西方政治话语伴随着它的主人走向了世界，主宰了人类的政治议程和政治活动，国际政治舞台第一次迎来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时代。所谓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，意指西方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，垄断了政治议题的设置权和政治议程的主导权，垄断了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治等政治范畴的定义权，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、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是非优劣的评判权，垄断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权、国际政治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政治争议的裁量权。

话语与话语权是两个概念，各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。话语的生命力源于话语的真理性，服从真理至上、内容为王的逻辑。国际话语权则涉及三大要素：国力、内容、价值，服从三大原则：实力原则、真理原则、道义原则。三大要素不是等价的，三大原则也不是对称的，有主次、有轻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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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力原则、真理原则、道义原则，三者统一是理想，二律背反是常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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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力原则，关乎着话语的权力、主人，关乎说的是不是有人听，表现为“以力服人”的话语逻辑。在国际政治舞台，谁设置国际议题、谁定义国际标准、谁制定国际规则、谁左右国际舆论、谁裁判争议是非、谁占据道德高地、谁塑造话语生态、谁分享国际利益，这种话语权的争夺，直观地体现在思想、内容的交流和交锋上，最终决定于国力的强弱、力量的大小。所谓实力原则，通俗解释就是，一个国家有了实力，你的原则才会被人尊重，你的利益才能得到捍卫，你的话语才会有人听。在美西方操控的国际体系中，那些处于话语边缘的国家，是没有资格参与全球治理的，在国际事务中也无所谓话语权。

真理原则，关乎着话语的是非、对错，关乎说的是不是有道理，表现为“以理服人”的话语逻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理论构成话语的基础，话语权依托理论的支撑方得以立基。理论能否转化为话语权，取决于多方面因素：一是理论本身是否彻底。理论只有彻底，才能说服人。二是理论是否具有对现实的强大解释力。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而是话语中把握到的现实世界。缺乏干预现实的能力，理论只能游走于生活的边缘地带。三是理论是否提供了某种成熟的分析框架。今天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话语体系，关键就在于它依然是我们观察时代、解读时代、引领时代无法绕开的分析工具。

道义原则，关乎话语的正义立场、意义世界，关乎说的是不是好，表现为“以德化人”的话语逻辑。在世界经济、国际政治、国际关系、世界安全、全球治理、人类文明、全球意识形态等领域，道义主张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人们的行为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道义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形成了世界主义道义观的强大传统。在封建社会中，传统儒家在心性修为上主张君子“义以为上”“舍生取义”，在义利关系上主张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”，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和合天下、和谐万邦。今天，中国主张义利兼顾、义利兼得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，倡导正确义利观。古往今来，崇高的道义原则一以贯之。相反，有的西方国家强调本国优先、本国第一，奉行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，肆意退群、废约、筑墙，置人类公义于不顾，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道义观，与中国的世界主义道义观相比，高下立见。

实力原则、真理原则、道义原则，三者统一是理想，二律背反是常态。一个国家，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与话语的真理性相关，与话语的道义立场相关，也与话语的主人即国家实力、综合国力相关，但归根结底，硬实力决定话语权。从国际政治理论来说，现实主义者信仰实力，理想主义者崇尚道义；怀疑论者看到的是强权，世界主义者则看到了道义的作用。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，有的西方大国掌握了绝对实力就不讲道理、不顾公义了，有些国家明明占据了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，却被国际社会置若罔闻、视若空气。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，公理和道义“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”，“强权即公理”常常是国际政治现实。国际话语权的大小，更多取决于硬实力，而不是取决于真理和道义。

在国际话语场，真理原则、道义原则往往屈从于实力原则

在国际话语场，“谁在说”比“说什么”更重要，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真伪更关键。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是“谁更有资格、更有权力说话”，而不是“谁说的话更在理、更有说服力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国际话语场，实力原则凌驾于真理原则和道义原则之上，真理原则、道义原则往往屈从于实力原则，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内容更引人关注。所谓“拿实力来说话”，“弱国无外交”，“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”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自古以来，谁拥有了压倒性的硬实力，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话语权。比如，公元前416年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，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，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，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降。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，雅典人回答道：“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，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（也译为：强者可以为所欲为，弱者只能逆来顺受）”。也就是说，在雅典人看来，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，道义考虑在国际冲突中不起作用。道义主张常“被当作宣传语言，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，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。”再比如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协约国战胜同盟国，其战争的结局似乎是“公理战胜强权”。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协约国的阵营，战后理应享受战胜国待遇，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，国人对此抱有强烈期待。但巴黎和会让国人大失所望，《新青年》等评论此战无正义。国际政治中，强权压倒正义似乎是通常的逻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排斥道义选择，更不是暗示全世界放弃道义拿起利剑；它只是提醒我们，在特定的环境中道义是苍白无力的。

20世纪中叶，国际话语的主导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。美国掌握了全球最大的话语权，统治了世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安全等领域重要议题的创设权、核心概念的定义权、话语是非的裁判权，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掌握了全球所有重大问题的真理权，更不代表美国的主张都是正义的。美国非常清楚，“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，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”。比如，美国很多论调主导了全球诸多议题的讨论，塞缪尔·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长期主导了不同文明交往的国际话语权，弗朗西斯·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一度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前途命运的话语权，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的“社会趋同论”严重干扰了世界各国对两条道路走向的判断，格雷厄姆·艾利森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几乎被视为大国关系的“铁律”，章家敦、沈大伟的“中国崩溃论”曾严重误导了世界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，鲁道夫·拉梅尔的“民主和平论”主导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议程，查尔斯·金德尔伯格的“霸权稳定论”是霸权主义横行世界的吹鼓手，其他诸如“锐实力论”“南海航行自由论”等也曾一度影响世界舆论，这些论断明明是居高临下、强词夺理，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、一派胡言，却能在国际上广为传播、不乏信众。究其原因，皆因实力所致，有了实力就有了话语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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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西方频繁制造话语

今天，美国等西方大国凭借强大的硬实力，频繁地生产知识，制造话语，蛮横滥用话语权。比如，针对全世界的标识性话语有：“西方中心论”“文明冲突论”“文明优越论”“普世价值论”“霸权稳定论”“民主和平论”“民主富强论”“人权高于主权论”等；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标识性话语有：“历史终结论”（弗朗西斯·福山）、“别无选择论”（撒切尔）、“和平演变论”（肯尼迪）、“社会主义（共产主义）失败论”（布热津斯基）等；针对伊朗、伊拉克、利比亚、朝鲜等少数国家的标识性话语有：“邪恶帝国论”（里根）、“无赖国家论”（克林顿）、“邪恶轴心论”（小布什）、“失败国家论”等；专门针对中国的标识性话语更是汗牛充栋：“中国威胁论”“中国崩溃论”“中国孤立论”“大国责任论”“非洲殖民论”“C型包围圈”“价值观外交”“锐实力”等。

在国际舞台上，解释世界的话语主体和改造世界的行动主体是高度统一的。一方控制世界，另一方解释世界，这样的“分工合作”关系在国际话语场是完全不存在的。 （陆琴）

（原标题：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是“谁更有资格、更有权力说话”—— “谁在说”比“说什么”更重要）

来源：北京日报 | 作者 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教授 陈曙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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