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对母女，在室外徘徊、拉扯了许久，纠结着要不要去参加一场试穿会。

(资料图)

女儿希望妈妈进去，也许能试穿到一件合适的文胸。但妈妈的神情，是紧张不安。最后在女儿的陪同下，这位妈妈才愿意走进更衣室。

这是深圳一个展厅的洗手间临时改成的更衣室。妈妈脱下了上身的衣物，微微佝偻着背，用手捂住自己被切除掉乳房的胸部，对围绕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这个伤口，让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子看了，得多吓人。”

这位妈妈，是一位乳腺癌术后患者，接受了单侧乳房切除术。

乳腺癌，是我国女性新发病例最多的癌症。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在2022年2月发布的数据，仅2020年，我国新发乳腺癌病例为42万。其中，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为82.3%。而乳房切除术是乳腺癌外科根治手术之一，根据患者不同程度的病情，会选择切除单侧或双侧乳房、胸大肌、腋下淋巴等组织。

切除术后，患者的行动能力、平衡感甚至是体态和心理状态，都会受到显著的影响。术后的生活，不仅需要接受如放疗、化疗、药物等治疗，还要面对身体和生活原本面目的骤变，甚至连一件合适的内衣也找不到。由于创伤口的存在，市面上的普通内衣，无法为她们提供保护、缓冲、美观等功能。

这对母女此行的目的，是找到一件适合妈妈术后穿着的内衣。

回到那个更衣室，一位留着“小男孩”短发、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女士走进了更衣室，脖子上还挂着一条软皮尺。她是这场活动的发起人、内衣设计师于晓丹，是国内第一位专注于乳腺癌术后内衣的设计师。

于晓丹指导着工作室的女孩儿们，根据这位妈妈术后的情况，用不同的裁片，拼接出一件文胸，健侧和患侧各不一样，各应所需，尽可能地让穿着者感到最大程度的舒服、自在。

一件内衣，把于晓丹的命运，和一群隐秘但数量庞大的乳腺癌术后患者联系到了一起。一件内衣，将如何最大程度地让一个失去乳房的女性感到安全、舒适、自在，甚至是回归正常生活？

2020年开始，于晓丹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。

如今，3年过去了，一本再版的书籍《内衣课》，一个由36个口袋组成的“流动试衣间”、一万件术后内衣，是于晓丹给出的答案。

回到那个临时更衣室，因为于晓丹的到来，现场局促的气氛有所缓解。

穿上合适的内衣，患者原本紧绷的身体，放松了下来，连情绪也变得松弛，更加健谈。

患者告诉于晓丹，为了填补术后穿上文胸后的空位，她在今天穿着的那件普通的内衣里，在那个患侧的罩杯中，塞进了女儿的一个玩具。

那是一只粉色的充气小猪，约半只手掌大小，占据了半个罩杯的空间，质地是橡胶的，有弹性，但也不完全贴合皮肤。小猪黑色的“眼睛”，已经掉色了，或是因为摩擦，或是因为汗水晕染。

小猪“现身”后，在场的人都笑了。现场的氛围一下子缓解了，但旋即，又让人感到一丝心酸。

粉色小猪很可爱，但并不稀奇，那只是于晓丹见过的患者自制胸罩填充物的一种而已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患者，会往杯垫里塞海绵、木块、碎布、豆子等。

由于根治切除术需要根据病情不同程度地切除乳房、胸大肌、腋下淋巴等器官或组织，患者在术后，穿上普通内衣时会出现空杯、跑杯等情况。由此，适当的填充，是必要的，它还能一定程度上保持身体双侧的平衡，保护术后脆弱的皮肤。

但合适的填充物，并不好找。

一款义乳，可能上千到上万元不等，对于为癌症治疗已付出不少的患者来说，术后内衣价格不菲。在经济的考量下，大多数患者为了解决内衣的问题，只能自寻办法。

在4月8日广州的试穿会上，一位身穿条纹衫、稍微年长的女性告诉于晓丹，为了找到能填充罩杯的合适物料，她曾经跑到梅州，去请教一位用草纸当填充物的患友。这种草纸自带清香，而且不容易受潮，很适合。

但这些自制填充物，或者是不合适的硅胶义乳，时常让她们闹出笑话。

一位患者将木头当作填充物，放进了泳衣患侧的罩杯中。

于晓丹还记得，她身边一位术后朋友，在患侧安放了一个硅胶义乳，但在机场俯身捡起地上的物件时，硅胶义乳却从胸前滚了出来。

那不穿内衣，是可以的吗？对于术后患者来说，不穿内衣，有时候可能是麻烦，甚至是危险。

于晓丹听说过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。一位患者经历切除术后，胸腔的皮肤和肌肉层极薄，在一次没穿内衣坐公交车的过程中，因为意外，肋骨被尖锐物戳断。

这样的故事，就像那只小猪玩具，被覆盖在衣物之下，大多数时候不被人看见、了解，在某个瞬间，让人戳痛身心。

但好在，于晓丹看到了她们。

在关注术后内衣之前，于晓丹一直深耕于时尚领域的内衣设计。

自1996年到纽约进修服装设计开始，于晓丹度过了一段忙碌疲惫的日子，在接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采访时，于晓丹说：“经常在去机场的路上就睡着了，累到那种程度。”

在忙碌中，于晓丹成立了自己的内衣品牌。

再后来，她学会“慢了下来”，重拾纸笔，去写作，去记录，《内秀》《内衣课》这两本与本职工作息息相关的书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就的。在《内衣课》中，她将文胸视作“女性生命过程最冷静的见证者、最温情的守护者，也是不乏残酷的提醒者”。

但那时，于晓丹其实已经产生了转型的想法。

当时，她从很多女性的私信中了解到，不同身材的女性，各自有着关于乳房和内衣的烦恼。

“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想要让时装回归到服装本身。尤其是内衣，从一开始就是很功能性的，它要保护你的身体，要解决你跟外衣的关系。”在播客节目“随机波动”上，于晓丹曾如此说过。

契机来了，2019年时，一位在华的美国医生联系上于晓丹，希望她能为做了乳腺癌切除术的女性设计一款术后文胸。

从医生提供的照片里，于晓丹第一次看到术后女性的身体，给她带来的是震撼。

有的患者身体上，留下了像蜈蚣一样的疤痕；有的患者乳房和胸大肌被切除，患处不再是隆起，而是平整的，薄透的，甚至看得出肋骨；有些做了淋巴清扫的患者，腋下出现大小和深浅不一的凹陷。

而来自不同年代的患者，由于手术水平和手法的不同，留在她们身上的手术痕迹，也形态各异。刚做完手术的女性，需要绷带缠绕身体来获得保护，而术后不同恢复阶段中对内衣的需求也不一样。

在于晓丹之前，国内还没有一款专门针对术后女性的内衣。

她把项目接了下来，即使当时，对于晓丹来说，乳腺癌患者还是一种资料中的存在。

直到2020年年中，于晓丹还记得，她刚落地广州，好友打来一则电话，于晓丹被告知，自己的好朋友刚确诊了乳腺癌。

在那一刻，术后内衣这个项目，与于晓丹的生命轨迹，有了更直接、更感性、也更紧密的连接：为好友设计一款令人舒适的内衣，减轻她患病后的不适感。

一项仍在萌芽中的事业，有了一个具体的目标，一个亲近而直接的试穿对象。

约半年后，在根据好友的情况而历经多次设计、调整和打版之后，术后内衣的雏形诞生了。

那天是2021年的大年初一，好友穿上了那件白色的术后文胸，对于晓丹说：“特别好”“简直太舒服了”，是一种得到保护的安全感。

那一刻，于晓丹流下了眼泪。

每次讲到这个时刻，于晓丹都会很感慨：“如果没有她这句话，或者她穿得如果不好的话，我们可能真的也就结束了。”

毕竟，制作一件合适的术后内衣，是一项艰难的工程。

各个年代与地区的手术水平、发病类型、病灶位置和数量、术后恢复程度、激素分泌变化而导致的身材走形等多方面的因素，直接决定了每一位术后女性的身体，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。一些小细节，比如车缝，可能会刺激敏感的创伤口而产生疼痛，比如背扣，术后女性的双手手臂活动受限，很难扣紧等等，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细微要求。

为了尽可能地了解更多女性的穿着需求，在开始批量生产前，于晓丹开始在国内各个城市开“线下试穿会”。

面对面帮患者穿衣服，诉说与倾听，体验与观察，让设计师与患者在一个私密的空间中，走得更近。

在第一场试穿会上，一个患者就在试穿完后，跑来给了于晓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当场，于晓丹的眼泪就哗地流了下来，这是她设计术后内衣后的第二次流泪。

后来，于晓丹经常收到患者的感谢。在今年4月广州的试衣会上，一名术后8年的女性说：“于老师，我从没想到会有人关注我们这个群体。第一次穿你设计的内衣，我舒服到想哭。”

那个勇敢打开身体正面的拥抱，一声声的鼓励，成为于晓丹团队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

跟患友们之间的共情，成为了于晓丹继续术后内衣事业的动力之一。事情开始走向正轨后，周边开始出现一些好奇心：你们做的是公益，还是商业？

于晓丹当时想不清楚，直到一名做癌症科普的朋友给出了建议：对比公益，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之上的商业，能让设计师看到更直接的反馈，因为对比作为被资助者，消费者在商业的体系中，更理直气壮。

在多种考虑下，于晓丹专注于术后内衣的品牌“姜好”诞生了。事实证明，商业化运作后得到的反馈，确实更直接，甚至刺耳。

面对术后患者不同的需求，于晓丹想到了一个办法。

当患者的情况各不相同，有人左侧切除，有人右侧切除，有人双侧切除，有人要遮住疤痕，有人要清爽透气……需求很多很多，于晓丹干脆把一件内衣，拆成了许多“模块”——拆开来按需求排列组合，患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需求，就像给自己“抓药”一样，或者“拼拼图”一样，来拼成适合自己的内衣。

有了“模块化”设计的理念，术后内衣就变得更灵活一些，更匹配术后女性的身体一些。

于晓丹设计的内衣，还有许多精细的细节，会从患者处得到正向的反馈。

从商业运作的角度看来，设计零件越多，意味着生产模具以及工艺的繁琐，也就是成本高。由此，一件术后内衣会比一件普通内衣更贵，但也由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，比传统的术后义乳要便宜一些。

同样是在广州的试穿会上，一位替代母亲来参加试穿会的“00后”女孩说，买一件术后内衣，是母亲两次复查的费用了。

面对这种声音，于晓丹很理解，也很坦荡：“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，把价格压到这个地方了。如果你的讨价还价再多，可能也是压垮我们的一根稻草了。”

也有理解于晓丹的人。2022年10月，在上海的试穿会上，一位病友一口气买下了6件术后内衣，因为她怕于晓丹“坚持不住”“肯定很快就倒闭”。

于晓丹也“希望自己能活下来，我们只有自己活下来了，才能做更多”。

上架不到3年来，术后内衣售出超过了一万件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标志，术后内衣还可以走得更远。

于晓丹也愈发沉迷于内衣的设计了。试穿会很忙，她也要抽空去布料市场找材料。试穿会上一位女孩的T恤颜色很温柔，于晓丹一眼看中，“你的衣服哪里买的？”得知买不到了，于晓丹问女孩：“你可以把你的短袖卖给我吗？”“它太美了，衬得人很有气色。”

“我也会有很疲惫的时候。”

于晓丹自称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不开试穿会的时候，她喜欢宅在房间里看书、看电影。即使今年在各城市巡回开试穿会，她也会随身带厚厚的书，路上读，酒店读，吃饭的时候读。向内探求，似乎是作为“i”型人格的于晓丹日常的一种自我疗愈。

这种内向与自愈，似乎能从于晓丹的前半生中找到踪迹。年轻时，于晓丹是一名文学编辑、译者。

“洛丽塔，我生命之光，我欲念之火。我的罪恶，我的灵魂。洛丽塔。舌尖向上，分三步，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。洛，丽，塔。”

这一版充满张力与细腻柔美的翻译，是《洛丽塔》最广为人知的版本。这正是出自于晓丹之手。文学创作之于她，是一项面向自我的工作，“我自己完成了，其实就治愈我自己”。

而服装设计，则是治愈他者、连接他者的选择。

跟文学一样，服装设计也是她成长的一部分。采访中，我们自然地聊到了从文学到服装设计的转型。这在外界看来，似乎是一次跨越度极大的选择。毕竟，当年于晓丹在纽约顺利地成为一名内衣设计师的事，也让朋友如诗人西川等人感到意外。

但在于晓丹自己看来，一切选择皆有迹可循。在笃信星座的她看来，作为天蝎座的自己，永远不会做勉强自己的事。

“自己喜欢”，是贯穿她成长各个阶段的线索。

小时候，于晓丹就喜欢织毛衣、做衣服，她和其他小伙伴，跟着院子里那名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女孩，坐在大树下钩钩织织。

在针线和布料之中，童年的于晓丹，有了和内衣的第一次相遇。那是一条卫生带，在卫生巾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开始使用那条用棉布做成的布带，是女性身体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在于晓丹的《内衣课》一书中，导言部分记录了一段她和母亲关于卫生带的往事：

与我同龄的女性，应该很少有人从母亲或学校那里接受过女性生理方面的教育，大多靠自己领悟。说起来，我的第一条卫生带便是自己偷偷缝制的。那时候大抵已经知道青春期早晚会需要这样东西，又不好意思跟母亲提，便自己动手以备不时之需。我记得做好后，把它藏在了衣柜最里面的角落，却还是被母亲发现了，她一双狐疑又审慎的眼睛盯着我看了许久。这大概算是我跟女性内衣最早的缘分，也是我最早的手工内衣作品。

在于晓丹成长的过程中，不仅是卫生带，包括文胸，也是缺席的。直到她1996年去到美国，她“才真正见到了第一件文胸，才知道自己大概应该要买什么样的文胸”。

从小到大，她的母亲从未向她灌输过生理教育，关于内衣、关于生理教育，一种缺失感，一直萦绕在她的心间。

童年时期缺少的东西，人总会在长大后补偿给自己。

小时候没有穿过内衣，于晓丹就对内衣产生了兴趣，甚至成为一名内衣设计师；没有生理教育课，甚至身边人也对内衣缺乏系统性的了解，“我们内衣的教育是非常少的”，那她就成为这堂课的老师。

她开始写专栏，讲内衣到底是什么，内衣是如何起源和迭代的，为什么要穿内衣，该穿什么样的内衣，为什么内衣要这么设计……

在于晓丹成为内衣设计师、撰写内衣课专栏时，她越来越体会到，内衣与女性命运的紧密联结。

一件小小的内衣，包含着太多关于女性身份的隐喻：古典胸衣的系绳，对应着男女关系的地位；女性真正走出家门开始工作，催生了现代内衣的出现；魔术文胸的出现，则成为了彰显女性自信与魅力的工具。这些隐喻，被她记载在《内衣课》一书中，于2015年出版。

而在7年后，于晓丹决定再版《内衣课》，并在书中新增一些关于乳腺癌女性患者术后内衣的内容。

书中，她写道：女性患者在术后急需的，表面上是一件内衣，实际上是来自社会的关爱，以及更重要的——被平等对待。术后内衣以这一特殊人群的身心需求为设计出发点，给予战胜死亡的勇士们切实的安慰和鼓励。这是内衣历史上充满人性色彩的进步，是内衣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“离心最近”的责任。

一件小小但结构复杂的内衣，成为了于晓丹人生一个大大的注脚。

小时候，一条手工卫生带，让她包裹住自己的女性身份，而长大成熟后，成为内衣设计师，让她梳理了内衣和女性命运的关联。如今，她用一件术后内衣，从更宏大的女性命运，走向一群隐秘的乳腺癌术后女性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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